外国学者同样有此倾向，参见[美]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

另一方面，在司法权威问题上，还要注意司法权威的流失。[4] 参见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2002年5月31日）。

历史上政府在法律实施中处于主导地位，伴随着中国法治进程，司法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加强。从权力分立制衡的角度看，司法中心主义意味着决策权从立法者移向法院，减去一个强势的议会，换取一个强势的法院。但从政治与司法的关系上讲，垂直式司法管理体制和独立司法区划可能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产生矛盾。1990年代末新世纪初启动的司法体制改革涉及法院的设置问题，法院去地方化成为一种比较流行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让司法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地方，并将其作为排除地方干扰的独立司法的体制保障。政权体系 引论 近几年来，社会各方面不断表达着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强烈愿望，一些政治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还有一定范围的社会公众对政治民主化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对政治改革都充满了期待，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必然产生的社会现象。

中国政治改革渐进性特征明显，自党的十二大以来的历届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对政治改革都有宏观描述，尽管目前继续深入推进政治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尚不清晰，但政治改革的态度是明朗的且方向是明确的，就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过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个体利益被划入国家和集体利益之中，对利益分配的意见和建议均被纳入规范性渠道表达。但真正促成和塑造这个民主宪制的，无论是早期的400人还是之后的500人议事会，无论是十将军委员会，还是陪审团成员，却是背后那隐隐约约可以察觉的氏族部落社会。

一国宪制的目的当然应当令该国人民受益，因此在暂不定义何谓权利和谁是公民的前提下，也可以泛泛说制宪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公民的权益。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2-92页。他们都属于韦伯笔下的魅力型政治家。[26] 若仅看文件，确实很难看出这个文件为什么会成为英国的宪法文件，因此就会只关注其中那些在今天的语境中可以理解的条款，即法官终身任职之类的条款。

不仅如此，即便另立他人，无论是从王室中另选或是由他们当中的某人取而代之，都会有种种不确定性，不仅涉及贵族之间的利益调整，而且可能引发贵族之间的利益竞争，因此结果还很有可能是天下大乱。而另一方面，尽管二战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以各种方式拷贝美国的司法审查，但其效果和影响非常有限，甚至是失败的。

也因此，在逻辑上也就必须拒绝宪制或法是近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65]这种在当今中国宪法学界一直占主导的论断。因此可以说，雅典为了维系古希腊最大的城邦这个共同体，试图以此为基础上培养公民的共同体感，只能以牺牲政治治理为代价。斯巴达的宪制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宪制分类中都属于少数人统治城邦的贵族制，只因为莱库古立法规定如果人民意欲采纳的议案不公，元老和国王则有权休会，这意味着任何时候，元老院对公民大会的任何决议都有最后的决定权。[60]这不过是用现代白话表达的，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即在国家主权统一的条件下，治国和平天下的问题。

[25]而在同样有皇室的日本，由于天主教在日本历史上从未构成，今后也不大可能构成，一个可能通过天皇而左右日本政治的势力，因此，日本的《皇室典范》就仅规定王位继承的顺序，而没有对天皇的宗教信仰加以任何限制。[19]但这种断言只是古希腊的经验，是古希腊的地理、社会和政治条件挤压和塑造出来的仅仅属于古希腊的地方性知识。一些宪制问题完全可能会改变形式，顽强地要求宪制的关注和回应，因此不同政权不同王朝的宪制实践就可能表现出连续性和相似性，就会出现一些看似非常不同的宪法文本分享了共同的实在宪制。英格兰是孤立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大国，这就令其宪制问题与古希腊城邦的宪制问题显著不同。

如果说今天还可以想象在某次制宪会议上制定并通过一个理想的宪章—看似一蹴而就，那么在古希腊城邦，可以想象的宪制一定是回应本城邦重大问题的务实措施和制度。莱库古本来因兄长去世继任了王位，但他主动将王位让给了兄长的遗腹子，自己出国远游。

共同体 我们应当想事而不是想词。英格兰的后代史也一再表明英国政治家、思想家都高度理解王权对于英国的宪制意义。

[40]事实上，这是一场不但决定了当时美国的联邦制，而且决定了此后一直到今天美国基本格局和命运的战争。[29]《美国宪法》第1条第2款。如果不能在宪制层面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英国就很难凝聚成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宗教冲突就很可能撕裂这个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64]参见杜刚建、范忠信：《基本权利理论与学术批判态度—王世杰、钱端升与〈比较宪法〉》，载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例如，之所以双王制，理由并不是抽象的正当化理由，不是诸如有效平衡战时的内政外交之需要或可以相互制约防止滥权这类基于抽象政治或宪法理论很容易给出理由，而最简单、直接且根本的理由是：当时斯巴达由两大家族的四个或五个村庄构成，两个王，两大家族各推选一位，方可能消除相互的猜忌，才可能建立起起码的信任，才可能在这种国家的社会构成条件下采用一王制必定会引发的两大家族间你死我活的权力争夺，而这种争夺将注定斯巴达不可能作为一个单一城邦存在，即便有外敌入侵，斯巴达也很难作为一个团结统一的城邦同其他城邦有效竞争或有效抵抗其他力量的入侵。参见[美]亨金斯编：《美国宪法在海外》，郑戈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摘要】有别于通常对Constitution的宪章和宪法理解，本文集中关注宪制，即一国的政治性构成，以及为促使一国得以构成和发生而必须以制度回应的核心政治问题。这就可以解说为什么雅典宪制集中关注的是促进、便利甚至强求公民的政治参与。

  四、《美国宪法》—创造完美的联邦 1787年《美国宪法》脱胎于也部分继承了英国的宪制传统，但它试图回应的宪制问题却是典型美国的，甚至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所谓宪制问题，是指一国以基本政治法律制度，应对的本国的重大、长期和根本的问题，如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等。

但理论和逻辑分析和论证说服力是不够的。而宪章和宪法，即所谓宪法文本以及宪法司法，或是对宪制的确认或描绘或愿景，或是宪制确立后司法部门的实践，也算是一国宪制实践的一部分，但很少是甚至从来也不是其中最重要或主要的部分，因为即便在世界各国中，美国联邦的司法是最为强悍的，却也因为既没钱也没剑一直是美国联邦中最不危险的部门。

至少自西周以来，即便经历了战国和秦汉的宪制变革，但齐家、治国和平天下的宪制问题始终没有变。而最重要的是，如果思维足够细致严密，就会发现，本文讨论的这些我称之为宪制问题的，必定是宪法之前的或前宪法的政治问题。也有更经验性的考察和研究，如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第二，由于过去20多年来美国法学教育和美国司法传统的影响，如今在中国，至少在法学界和法律界，又指英文中的宪法性法律，这在美国写作constitutional law，而英国则写作law of the constitution。

极简而言之，中国古代宪制要同时创造中国的互动且相互补强的社会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而不是如同之前所分析的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基本是在社会或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上建立政治共同体或更大的政治共同体。[22]有关《王位继承法》，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不要以为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弱点，其实这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宪制的分析思路完全一致，他们都不认为统治者人数多少这种分类对于城邦宪制有什么意义。尽管今天中文常常这般翻译，但英文constitution（或德文Konstitution，法文Constitution，西班牙文constituci6n）并不全等于宪法文件，即宪章。

例如在国会人员构成上，为了让所有的州都满意，就必须让疆土和人口不同的各州政治精英都满意，甚至必须忽悠。第二，城邦以金钱财富补贴公民参加公民大会或参加陪审。

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谈论现实中比较完备的城邦宪制首先提到的就是斯巴达。但遗忘表明，或许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功常常不为历史铭记，而在于它融入历史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背景。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一部分奴隶而保留另一部分，我也愿意这样做（原有的着重号），参见[美]桑德堡：《林肯传》，云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57页。这种追求没错，但客观分析其后果，并不可能改善雅典的政治。

即便1688年光荣革命废黜了笃信天主教且倒行逆施的詹姆斯二世，英国政治家们还是舍不得王权，还是千里迢迢到欧洲大陆迎接了詹姆斯二世的女儿和女婿到英国接任女王和国王，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但这一伟大的制宪，据普鲁塔克和其他历史记录，是莱库古以近乎政变的方式完成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贵族们为了自己的利益，间接地也成全了英国普通人的利益，着意做了一个最佳的选择，尽管看起来好像是着意做了一个保守的选择。[47]Bowers v. Hardwick， 487 U. S. 186（1986）。

作此选择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在难免的西方法制史常识重复之外，我还希望有些许分析，能使读者看见一些仅因其一目了然而很容易不为人所见的、或已被忽视或误解的东西。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那些文明或国家的宪制，因为回答的是本国独特的共同体发生和构成问题，因此它书写的只能是自己的历史，而不可能拷贝他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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